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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鹗是晚清时期最受乌鲁木齐人们喜爱的“罪犯大夫”。
说起刘鹗，很多人并不陌生，他是我国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——《老残游记》的作者。这部脍炙人口的小说以当时的社会现象为素材，用犀利的笔锋．，刺中了时政要害。鲁迅先生说它“叙景状物，时有可观”。该书于1906年出版，当时作者署名为·t洪都百炼生’’，以后改为作者本名刘鹗。刘鹗字铁云，原籍江苏丹徒，生于1857年。他少年时代，“放旷不守绳墨，而废读书”，对西洋新学很有兴趣，研究过数学、医学、水利学，也做过医生，参加过治理黄河，在治河时“短衣匹马，与徒役杂作”，不是指手画脚的官老爷。刘鹗虽然官至知府，但他“不慕爵而忧国事”，为倡议开采山西路矿，曾写信给罗振玉说：“晋铁开则民得养，而国可富也。，，可见在列强侵入，中华危机之秋，刘鹗是抱着满腔爱国热情的。以后鉴于朝廷腐败，外屈强敌，内压民众，且其本人迭遭保守势力的攻击，因而謦心丧气，弃官悟佛。刘鹗当时虽有消极情绪，但是并没有遁人空门，而是游历各地，视察民情，为患者治病，为贫民赈济。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心目中，自然视为“异端”。加之八国联军入侵后，刘鹗从俄军手中贱买出太仓谷，赈济北京饥民，被清朝政府以“私售仓粟’’罪名，于1908年流放新疆。刘鹗“负罪”谪居乌鲁木齐的时候，正是新疆巡抚联魁为遏制共和风暴秣马厉兵的时候，这对忧国优民的刘鹗当然是极其不利的时机，何况自己又是一个谪戍边疆的罪犯。
刘鹗来到乌鲁木齐以后，因为既不是皇室贵族，又不是达官显宦，自然得不到好的待遇，只能自投城隍庙，寻一栖身之处。当时的城隍庙位于乌鲁木齐大西门，即现在的新中剧院故址。庙内香火旺盛，道场显赫，既理“冥国”事务。又办人间善事，所以不少孤穷残老都在庙内寄住。刘鹗进庙以后，因为会念“阿弥陀佛”，能讲“因果佛道”，遂被庙内主事收留，安顿在戏台底F左侧的第三间小房内居住。当时，住在城隍庙内的贫民，大都是白天上街乞讨，晚上回庙住宿。刘鹗纵然落魄住庙，但是一个曾经做过堂堂知府，而且有著作问世的文人，总是不便沿街乞讨。可巧，当时有个号称“刘长腿”的道士也在城隍庙内居住。此人精通歧黄，医术很高明，来庙求医者终日不绝。刘鹗也通达医学，而且在关内游医多年，有着一定的临床经验，有时就帮助刘道士诊断一些疑难病症。天长日久，二人成了挚友，刘鹗曾为吟诗一首：“道人居市不居山，治病救人岂等闲。凭得阳春两只脚，一生九度玉门关。”刘道士对这首诗颇为欣赏，认为刘鹗是他最知己的人。此后，每逢刘道士上山采药，就留刘鹗在庙内应诊；刘道士采药回来，刘鹗再负笈上山。不久，刘道士投奔山西五台山，在山庙中坐化。从此，刘鹗便成了城隍庙里的名医，轻病者来庙诊治，重患者送医上门，遇有贫穷患者，还免费给药。因而，刘鹗的声誉传遍整个乌鲁木齐，连外县各地的患者也都慕名而来，求这位最受人们喜爱的“罪犯大夫”治病。刘鹗体察民情，同情百姓，深受各族人民爱戴。
刘鹗的名声虽然与日俱增，但他一直住在城隍庙戏台底下的第三间小房里，而且在房门上自书海瑞所撰对联：上联是“人莫心高，自有生成造化”；下联是“前由前定，何须巧用机关”。刘鹗喜爱这副对联，既反映他厌恶官场的心情，也展示了他悟人佛门的思想，尤其“何须巧用机关”六字，实是对官场权术的鞭笞。刘鹗所书的这副对联，一时风行全城，从而问津小房者，不仅是求医的患者，而且是慕笔的文人。据说刘鹗曾给不少人写过对联，但因世事沧桑，大都失传，现只有他给李文谨理发店所写的对联尚在，上联是：“流水小桥催钓影”，下联是“春风深巷卖花声”。这副对联与其说是给理发店的题墨，倒不如说是对当时乌鲁木齐风土的写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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